初二那年帶《簡．愛》回家，母親看到「愛」字即問：「妳才幾歲，就看這種冊？」不過她只懷疑，並未禁止。後來我又看了很多小說，幾乎每一本都有「愛」這個字。──如果沒有「愛」，我們的生命將是什麼顏色？……
他者的故事來自電話那頭，是現實。
我的故事來自時光的彼端，是歷史。
此端的現實呼應彼端歷史，是當下。
三個女作家在高鐵站的台語練習課
他者故事裡的女作家是五年級、四年級、三年級，住在三個不同的城市，平時難得相聚長談。初秋時節，她們仨偶遇於人來人往的高鐵站，四年級興沖沖提議請兩位姊妹喝咖啡，三人在匆忙的旅人與行李碰撞間穿梭，尋到一家寬闊、喧譁的咖啡廳。服務員細心領她們到最裡邊的靠窗角落，點了三杯拿鐵、一盆芒果冰沙。五年級說：咱現在開始講台語好不好？算是台語練習課。三年級說：咱攏是台灣人，為什麼還要練習講台語？四年級默然一笑。五年級說：還是有很多不會講耶，尤其是學術用語，上個月我去參加一個研討會，主辦單位規定「攏愛用台語講」，我上台半小時，講得不搭不七，驚嘎欲死。
三年級已退休，四年級五年級還在大學教書，說這種研討會以後也許常常有，萬一上台講沒順嘴，不但失面子，飯碗也可能破一角；「確實要多學台語」。
三個女作家第一次用台語開講，免不了還是講些文學界的事。譬如又有抄襲醜聞，幾位文學主編離職內幕等等。交流內容並無代溝，交流語言卻不時出現溝壑。三年級台語還算流利，四年級五年級則時斷時續，甚至有聽沒有懂。譬如三年級講起某小說新秀的堂弟最近考上四年級任教的大學，教中文系的四年級問是哪一系？三年級以台語答「哲學系」。也教中文系的五年級皺起眉頭問：那是什麼系啊？三年級仍以台語答：「哲學系」。她倆面面相覷，停滯幾秒，四年級怯怯問道：妳講的是不是「建築系」？三年級只得笑著以國語回答：「哲學系啦」。四年級恍然道：哦——，是哲學系啊？五年級憂頭結面長嘆一聲：有的台語真正歹講，確實愛閣認真學，上好去買一本台語辭典來學。三年級說：「台語」還包括客家語，原住民語，加起來有十多種呢；應該買「閩南語辭典」才對，五月彼時陣我才買一本廈門大學出版的。五年級皺眉問道：為什麼買廈門大學出版的？台灣沒有嗎？三年級據實回答：我特別請教一個研究閩南語的台語詩人，他講可以參考教育部的「台灣閩南語常用辭典」網站，我講我卡愛用紙本的，伊就推薦我買彼本廈門大學的，伊講「阮攏卡愛用彼本」，表示伊和朋友攏愛用；我想遮麻對，咱今麻講ㄟ台灣話，其實是以前自福建搬來的閩南語。五年級又問：妳講的彼個台語詩人親像是「青ㄟ」，哪會推薦彼邊ㄟ冊？三年級說：辭典實用卡要緊，伊講沒需要分遮邊彼邊。四年級微笑點頭。五年級輕拍三年級肩膀：那妳回去把封面Line給我……。
從「青ㄟ」詩人，她們又講起一些最近常聽人說起的藍ㄟ，白ㄟ，紅ㄟ，既藍又白，既白又紅的作家……。三年級悶頭吃著已漸融化的冰沙，最後嘆出一口芒果的熱氣：唉，文學界怎麼變得像個調色盤？……
坐高鐵回家的途中，三年級還在想五年級的最後一問：
「大姊，妳知道妳是什麼顏色的作家嗎？」
「寫作的人要有三本，
本分，本心，本色……。」
三年級是我老友，講話直來直往慣了，當晚來電話第一句即問：喂，妳知道妳是什麼顏色的作家嗎？我哈哈一笑回答：不知道耶，我是黃種人，不會是黃色作家吧？她也大笑回答：哎喲，我們三個腦袋不如妳一個，怎沒想到還有「黃色作家」？──於是她滔滔不絕、鉅細靡遺的說了三個女作家在高鐵站偶遇的故事。……
電話結束已近子夜。上了床後，老友之言旋繞不去，睡神久久不來，葉老的話卻清晰的從遠端傳來。
──「寫作的人要有三本，本分，本心，本色，其他的亂七八糟，都和寫作無關……。」──
葉老三十餘年前說的話，讓我更清醒了，生命的「三本」之旅逐一回到眼前來。1944年日據末期，美國飛機頻頻轟炸台灣的嚴寒季節，我誕生於雲林縣二崙鄉永定村。父親名「日長」，遂為他的第一個孩子取名「瑞月」；意喻「瑞氣吉祥」、「日月銜接」。──八個多月後，果然迎來日本投降，二戰結束。
我的家鄉在寬闊的西螺平原，無山、無海、無湖，卻以濁水米、蔬菜、醬油聞名全台。十九歲離鄉之前，天氣晴朗的日子，極目所見是遍地的綠，仰望天空是無垠的藍與白，收割季節是稻穗的金黃，颱風來襲則滿地綠的黃的褐的黑的落葉。小學時遠足，老師帶我們去斗六近郊的湖山巖看湖水綠，去嘉義的梅山看梅花白。四年級時，父親帶我去台南安平古城看海，也帶我去西螺戲院看與海搏鬥的電影《金銀島》；發現台南的海和外國的海一樣，水與浪都是時白時綠，時藍時黑，永無休止。
也是那一年，母親帶我去西螺書局，讓我買了第一本書《林投姐》；是唐山過台灣的負心漢遭到台南女子冤魂復仇的恐怖故事。父親不相信鬼魂之說，因而常在晚飯後說他在東京讀書時愛看的福爾摩斯探案，讓我了解凶案、懸疑、偵探之間的智慧對決。
1957年考上虎尾女中，我買了第一本長篇《藍與黑》。接著讀了法國的《紅與黑》、《冰島漁夫》、《伊爾的美神》、《茶花女》、《曼儂》、《人性枷鎖》；英國的《簡．愛》、《咆哮山莊》、《傲慢與偏見》……；這些書都借自學校圖書館。初二那年帶《簡．愛》回家，母親看到「愛」字即問：「妳才幾歲，就看這種冊？」不過她只懷疑，並未禁止。後來我又看了很多小說，幾乎每一本都有「愛」這個字。──如果沒有「愛」，我們的生命將是什麼顏色？──
你看，就只是初中時代那些生活與文學裡的景象，我的青春心靈已經被綠色藍色白色紅色金色黑色褐色塗了一層又一層。它們都是成長的血肉，早已在身體各處密織為不能分割的肌理；如何分辨自己是哪一種顏色的作家？──如果有人一定要問，我會這樣反問：這與寫作何干？我也會如此回答：我只是一個「三本」作家。
時常懷念寫作初期 「少就是多」的飢餓年代
在我學習寫作的初期，沒有電視，眼睛永遠在飢餓裡尋索，看到任何文字都像發亮的，可以飽食的飯粒。1963年高中畢業，為了參加文藝營而放棄大學聯考。1964年三月八日到台北專業寫作，租了二百元一月的小房間，沒有書桌，只能俯在竹床上寫作，一天只吃一條八塊錢的吐司，肚皮常在飢餓裡顫抖。三月三十日在孫如陵主編的中央副刊發表了來台北寫的第一篇小說〈假日與蘋果〉，領到稿費才去吃一碗八塊錢的榨菜肉絲麵。五月十六日發表五篇小說後，《皇冠》發行人平鑫濤找我簽了「皇冠基本作家」合約，讓我體會飢餓也是能量；在「空」的狀態激發想像與創意。
那段年輕而孤獨，任性而果敢的日子，我繼續保有「放棄」的勇氣，曾經一整天什麼都沒寫，只是專心看完《麥田捕手》。如同放棄大學聯考，我也放棄學院裡各種冷硬的主義與寫作理論，只做一個自由的寫作者。稿費多一點，就去重慶南路買小說。也許幾天裡不寫一字，只耽溺於《蛻變》、《地獄變》、《異鄉人》、《日安．憂鬱》、《魂斷威尼斯》，或者《舊俄短篇小說選》、《日本短篇小說選》，或者《大亨小傳》、《老人與海》……。
那個飢餓年代裡的閱讀，「少就是多」，我在小說裡觀察結構，對白，意象，也觀察人種的多樣與人性的多變，在奔放的想像間學習創作的節制，也在他者的故事中學習生命的態度；譬如後來也像《麥田捕手》裡的霍頓所期許的，在懸崖邊緣協助受難者，守護少年人。
十年前從職場退休後，網路時代無所不有，讀小說的時間相對減少。面對「多就是少」的窘境，不免時常懷念寫作初期那個「少就是多」的飢餓年代。如今雖年逾七十，仍繼續保有「放棄」的勇氣，不受制於任何意識形態，只做一個自由的寫作者。
藉此再向葉老致敬，並與高鐵站三位女作家共勉
在寫作的路上，我是幸運者，從來沒被退稿。1964年6月被平先生提拔為「皇冠基本作家」，1965年11月被葉老在其文學評論裡點名批判。1977年進入媒體工作後，三十餘年間陸續認識了世界各地華文作家數百人，最為敬佩的男作家是1987年就獨力完成《台灣文學史綱》的葉石濤（1925-2008）；文學界友人尊稱他葉老。我在〈參加葉老告別式之懷想〉中有一段對他的素描：
──葉老身材矮小，嗓音高亢，性格熱情。二十七歲因閱讀毛澤東著作入獄三年，出獄後遊走過十餘年驚惶噤聲的歲月，抽菸史長達六十多年，藉酒澆愁也有三十餘載。中年後飽受自己及家人的疾病侵擾，卻仍毅力堅忍筆耕不停，出版了近百本創作和譯作。十二月十一日以八十四之齡遠去，終於解脫了肉身的勞苦，也為後輩留下了精神典範。──
我第一次讀葉老的文學批評是1965年11月，楊蔚（我的前夫）從報社帶回當期《文星》雜誌，指著葉石濤那篇〈台灣的鄉土文學〉說：「這裡面有提到妳。這個台南人，以前坐牢時曾跟我關在一起。」
葉老那篇評論，把台灣作家分為日據時代戰前派、戰中派，以及光復後「沒有鄉土觀念」的戰後派：
──「歐美文學的迷惑緊抓著他們不放……。試看，季季的小說，雖然她的小說還沒有失去故事的一貫性與統一的色調，但不可避免地小說的形式逐漸在崩潰、解體之中。」──
1978年12月，葉老在〈季季論—台灣婦女生活中的「詩與真實」〉中，已經有了不同的觀察：
──「……只有季季突破了這階段，忍受著生活的挫折和苦難，拓寬了視野，以豐沛的精力，不斷地創造作品，這堅毅的精神委實值得我們沉思。」──
1979年9月，我才在第四屆「聯合報文學獎」總評會議初見從左營北來的葉老，開啟了其後近三十年的交往，時常打電話向他請益，問候聊天。那句「寫作的人要有三本」之說，即是他在電話中的開示。2004年520之夜得知八十歲的葉老受聘為國策顧問，次日去電道賀時也聊了很多台語寫作與台灣文學定位的問題。六月下旬，我在「三少四壯集」專欄發表〈葉老妙言〉；以下是其中兩段重點。
──「……葉老說，台語作為一種語言，包括閩南語，客家話，原住民各族母語，發音聽講都沒問題，現在各種拼音系統都有，『讀者看得霧煞煞，根本看不懂，怎樣產生交流？……作家寫作還是以自己熟練的漢語較容易掌握主題與藝術性，與一般的閱讀大眾也較容易交流。』……」
至於台灣文學定位與「去中國化」的問題，葉老之言更是一針見血：
──「『去中國化』，根本就是個笑話！台灣文學曾經受中國文學影響，是個不能推翻的事實。要解決台灣文學主體性定位的問題，其實很簡單，只要把以前認定的『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改為『中國文學是台灣文學的一部分』，不就主題性很明確了嗎？」──
葉老妙言已是歷史。對照當下的台灣文學界，似乎仍是現實。──謹藉此再向葉老致敬，並與高鐵站的三位女作家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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