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校成功中學誕生於一九二二年，至今一百歲了。百歲光陰一夢蝶。高一的某個周末，我從濟南路的學校，走到武昌街，拜訪市隱詩人周夢蝶先生時，想到前面這一句。那一年，我十六歲，青春徬徨，莫可言狀。父親常說：「男生聯考定終生，女生聯考定半生，還有一半靠結婚。」大學聯考壓力之大，由此可見，還有初中和高中聯考，一個都躲不掉，初中更是我一生中最用功的三年，只因榜樣在前。
高中聯考前夕，戈保華老師當眾斷言，我將考上第一志願，結果壓力太大，多錯了一題數學，就與建國中學和師大附中絕緣，競爭如此慘烈，猶勝大學聯考。初次進入學校，已是一九六六年，卻感到戰後初期的氛圍。校舍多半老舊，且有違章建築，我目睹一位教官，住在校內的破屋，抱著孩子；另一位老師，住在升旗台下，低矮而有門無窗，可謂辛苦至極。學校的脫胎換骨，一如台灣的經濟起飛，是後來的事。
學校只有兩公頃左右，又四面鄰街，無地可圖，小到令我無言。中午時分，一度可以外出覓食，但是不久即下封城令，數千個男生悶上一整天，別人或許勉強成習慣，我則屢思衝決網羅，根本的原因，還是壓力太大。當時中英姊讀台大，南山哥讀建中，鄰居王蝶大姊，也是台大的高材生，另一鄰居陶元大哥，更是大學聯考的狀元。政大的化南新村，有人稱之翰林院，非第一志願升學的子弟，似乎並不多見，我度過痛苦的兩年，決定提早離場。
旁人看來，我卻風光了兩年，反差甚大。高一開學日，導師丘尚堯先生就派我當班長。他說：「令尊是政大訓導長，你應該比其他同學，多懂一些領導統御。」於是，我接受考驗，度過忙碌的第一年。丘老師是印尼華僑，師大國文研究所碩士，是我在校的第一位恩師。多年後，我在聯合副刊發表〈濟南路的宿舍〉，為快要倒塌的教職員宿舍請命，呼籲及早改建。見報當天上午七時，就接到丘老師的感謝電話，這是我對學校唯一的回饋吧。
高二時，我擔任校刊《成功青年》的社長，也因此結識不少志趣相近的朋友。李慶華學長的筆名是「末世聖徒」，見解深入獨到，不似青少年。劉墉學長是全方位的才子，造型像徐志摩先生。他的新詩、散文、繪畫、演說都超越同儕，奔放灑脫，不受羈縻，後來果然成為名家。他為校刊設計封面，提供高見，惠我良多，曾說：「你是印象派，我是抽象派。」至今我不解其意，或許聽反了。
我編了兩期校刊，第一期只有四十多頁，無異於往常。我算過大家繳的校刊費，因此第二期擴充到近百頁，是創校以來的首例，包括師長鴻文、校友專稿、作家書簡、來賓集、攝影專頁、學子潑墨等。其中作家書簡收錄梁實秋教授、余光中教授、蔣芸女士的來信，引起熱烈的回響；這一期也換來訓導主任的盛怒，他宣稱超支了。
他把我叫到訓導處，罵了三個小時，意猶未盡。稍後，丘老師面色凝重告訴我：「訓導主任在教職員宿舍，說你是共產黨，你要小心應對。」那時大陸已爆發文化大革命，兩岸依然劍拔弩張，紅帽子對一個十七歲的青少年而言，誠為不能承受之重。父親一輩子抗日反共，聽聞此說只能搖頭，終於同意我在高二結束後自動退學，以同等學歷的身分，參加隔年的聯考。
高二下，我專心課業，學期結束時是全班第三名，以此證明退學與學業無關，其實也與操行無關，因為「共產黨」之說根本無稽。導師莊瑞英女士就像慈母，問道：「你的成績很好，為什麼要退學呢？」高三開學後，她特別到班上找我，不見蹤影時很難過。同學轉述此事，我只有歉疚。
愛我者是我的恩人，害我者是我的成就佛。此事果真造就了後來的我，所以心懷感激。初中時，我已略讀《中國共產黨史稿》，這套書的作者，就是王蝶大姊的尊翁王健民教授，書中的圖片令我好奇。我被封為「共產黨」後，更想了解一九四九年的神州巨變，因此立志報考政大東亞研究所，畢業又繼續探討共產主義的理論與實際，前後近三十年，寫了十幾本書，幸獲國家文藝獎。當我看到這位訓導主任的訃聞時，默禱他一路好走。
在校期間每天升旗，校長劉芳遠先生是老好人，致詞後總要祝大家「健康愉快」。後面這一句，是我唯一學會的客家口音。教務主任林光炯先生乃仁厚長者，似乎知道我的處境，適時慰勉。路逾老師即詩人紀弦先生，看到拙作後，特別對我說：「辭，達而已矣！」孔子這句話，當指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我感謝老師的關心，但不盡同意此說。
校內有「民族英雄鄭成功紀念碑」，為蔣中正總統所題，字跡俊逸挺拔，一如其人，使我想到「其介如石」這四字。紀念碑說明學校命名的由來，但是丘老師告訴我，台灣光復後，台北的三所男子中學，依「和平建國成功」之意命名，和平中學即師大附中的前身。校史則指出，成功中學的命名，兼顧抗戰勝利後的建設，以及鄭成功先生驅荷開台的偉業，我從其說。
校歌由程時煃先生作詞，張效良先生作曲，成於一九四六年，首句「萬古開山未有奇」，源自沈葆楨先生。今天的臺南延平郡王祠，猶存沈先生的對聯，上聯是「開萬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遺民世界」；下聯是「極一生無可如何之遇，缺憾還諸天地，是創格完人」。由此可知，紀念鄭成功先生，仍為校名的第一要義。校歌的結尾，是「青年各努力，萬事在人為」，後來我寫在教室的黑板上，勉勵大學生奮發圖強，並說明這是我的母校記憶，無法抹去。
校訓是「愛國家，求進步」，為第四任校長潘振球先生所訂。潘校長後來賜告，愛國家是國民的天職，求進步是青年的責任；青年有前途，國家才見光明。我深然其言，忝為人師後，一路追隨父親，盡力善待學生，希望帶動國家的進步。我的力量有限，學生的人口龐大，因此照顧不周，為之煩憂。
學校最大的資產是師生，學生受教後成為校友，濟濟多士，蔚為壯觀。我在考試委員任內，和院長伍錦霖先生、副院長李逸洋先生、保訓會主委郭芳煜先生共聚一堂，接談方知四人都是成功中學的校友，密度驚人。尹衍樑先生和南山哥同赴韓國，參加工程會議，話題卻是當年《成功青年》上的拙作，讓我好生慚愧。郝龍斌先生和我久別重逢，立刻談起校刊，而非政治，我可以想到「功不唐捐」嗎？
父親晚年時，曾經笑著說：「你還缺一張高中畢業證書。」是的，我理當重返學校，補修第三年的課程，和學弟共享新穎的設備，愛心的教育，以及百年的光榮。當初化不開的少年心事，早已煙消雲散，我跟自己和解，並向母校致歉。高一那年，拙作〈醉夢溪〉發表於中央副刊時，丘老師立刻公諸全班，多所肯定，我從此知曉，教育就是鼓勵。我在母校的收穫太多，對母校的回饋太少，有待餘生相報了。
成功百年，其壽千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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