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債務危機出現五年來最戲劇化的轉折。希臘總理齊普拉斯宣布,7月5日將對國際債權人的紓困方案舉行公投,悍拒歐盟下達的「最後通牒」及「改革換紓困」要求;他痛批紓困案違反歐盟規定,等於是在「羞辱」希臘民眾,呼籲希臘民眾站出來投反對票,回應「勒索」。希臘的局,是一個困局,基本無解。短期,是個「拖」;長期,則是「分」。除非有大政治家及大機遇的出現。這也說明,「歐元實驗」已到了關鍵時刻。
希臘債務危機自2010年爆發至今,五年來GDP累計下降26%,失業率飆升到25%,年輕人失業率更高達50%以上,與此同時,希臘債務占GDP比重則由148%上升到180%。所有指標的變化都顯示,希臘的生產力在下降,還債能力也在下降,紓困方案完全未起到預期作用。但債權人與債務人卻各執一詞,陷於永無休止的爭吵之中,究竟是怎麼回事?
一言以蔽之,希臘的困局,其所以「困」,是源自於四個結構性的因素。
第一個結構性因素,是紓困政策的弔詭與惡性循環。債務方(歐盟及歐央行)撥付紓困金延緩債務的前提是希臘必須一改以往奢靡消費作風,進行改革,改革意謂著政府減少支出與福利,民眾則須節衣縮食過苦日子。且不說「由奢入儉難」,就算政府與人民都做到了緊縮,緊縮的結果只是更進一步壓縮了總需求,導致經濟的進一步下降及失業的進一步增加。最終必然落得債權人與債務人相互指責對方不是的泥巴戰。
第二個結構性因素,是政治決策與民意選擇的弔詭與兩難,也是理性與情緒的兩難。就理性而言,欠債還錢,天經地義;而要有能力還錢,一方面要節儉,二方面要更賣力工作,也是天經地義。前一任總理便以此為訴求獲民眾支持當選了,可是緊縮政策終於讓習慣了寬鬆日子的選民受不了,於是,一個打著反緊縮不再過苦日子向債權人對抗的齊普拉斯,獲得了選民支持當選了。可是光憑情緒畢竟過不了理性這一關,面對債權人逼債,齊普拉斯現在將壓力轉到了選民身上,舉行公投。公投又能怎麼樣呢?公投結果,無論是哪一種,又能跳出眼前的困局嗎?
第三個結構性因素,是貨幣。原本任何一個國家處於經濟困境,就像一個負債累累的企業一樣,最根本的做法就是變賣資產。但國家變賣資產在技術上比企業麻煩,不能拿港口、機場、小島去標售,因此最佳之法是把貨幣貶值,讓整個國家變得「更便宜」,更有競爭力。比希臘更早的冰島就是這麼自救的,但希臘不成,因為它沒有自己的貨幣,它的貨幣是歐元,它貶不了歐元,因此只能看著競爭力不如他人而無可奈何。
第四個結構性因素則與整個歐元區有關。現在看來,「歐元實驗」最大的敗筆就是歐元區有共同的中央銀行及貨幣政策,卻沒有一個共同的財政部與財政政策,就像一個單一的主權國家一樣。如果歐元區是一個真正完整的主權國家,那它就可以針對國家內部某一弱勢地區給予財政補助支持。遺憾的是,希臘與歐盟的關係並非如此。
四個結構性的因素,沒一個好解。雙方也都知道困境難解,但更知道困境一旦破局對雙方都是一個兩敗之局,所以都在賭對方不敢破局,於是就形成了困境博弈局面。每博弈到最後一刻,無解,又不敢破,唯一的選擇就是:拖!所以一拖再拖,這就是短期的無解。
長期呢?總有拖不下去的時候,雙方終於發現再拖也不是辦法時,就到了「分」的時候了。希臘脫離歐元區,會進入到一段極煎熬的過程;失去了希臘的歐元區也將面對所有債權打水漂及歐元區會不會分崩離析的巨大風險。
有無可能度過此劫,柳暗花明又一村?理論上只有一途,那就是讓「1.0」的「歐元實驗」來個升級版「2.0」。也就是痛定思痛,為歐元區打造一個與歐央行配套的歐財政部。這當然需要大政治家,德國總理梅克爾或有此念。梅克爾能成為這個大政治家嗎?答案還要看大形勢如何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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