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因為筆友（預約詩集，不是從交友欄認識）詢問會不會彈吉他，為了往後見面著想，我硬著頭皮假裝自己是個長髮飄逸會自彈自唱的女孩。於是，央著剛上大學很會彈唱的大弟教我吉他……
1950年代，花蓮的鄉下，主要的交通工具是雙腳，少數人家有牛車和腳踏車，牛車是用來運稻榖、甘蔗，也載人，腳踏車是所謂的武車（不是淑女車），也是用來載農產品及兼載人。我們的村裡百分之九十八務農，百分之二是軍公教及做生意的。那時，還沒有菜市場，有一家賣豬肉，一家碾米廠，三家雜貨店；青菜自己種，雞鴨院子養，豬肉逢年過節才買。每周魚販會用木箱子墊上姑婆芋葉放了兩三種魚，騎著腳踏車到村裡叫賣，買得起的沒有幾家。這裡也不像都市，沒有人賣早餐的醬菜，農家醬菜最不缺。當然夏天，跟魚販一樣，有人賣冰棒，冬天有人賣麵茶，一個月左右有賣雜細的，都是婦女最愛的膨粉、面油（面霜）、針線、鈕釦等，簡單衣服多半自己做，布料好的衣服到花蓮市買，可能是一年或好幾年才買一次。因為好幾年才有能力購買，「補鼎補雨傘」的人到村落還走得勤。炊煮的燃料是稻草、粗糠、樹枝，使用煤炭太浪費了，也沒那個閒錢。
節慶到花蓮市會搭公車，絕對是人擠人擠得水洩不通，小孩是從窗戶抱進去占位子。
買花生油是用碗去裝，離我家最近的雜貨店沒有賣奶粉，母親沒有奶水，我是吃米麩（米用石磨磨成粉再調水煮），母親說，哪來的錢買奶粉，即使過期美援奶粉也沒有。而且，不少人家是賒帳，月結或季結，甚至欠到過年。
幼稚園？聽都沒聽過。這時，我三、四歲，記憶十分有限。
1960年代，村裡有少數幾輛摩托車；腳踏車增多了，後來鐵牛逐漸取代牛車；女生比男生會讀書，一定會被說「豬勿肥，肥兮狗去」，還有少數的童養媳。家裡的小孩最少都半打以上，後來推動三個小孩恰恰好，已來不及了，該生的都生了；我們家二男一女一直被衛生所人拿來當模範樣本好多年。
小學的校園內偶爾會有軍人駐紮，有牆的地方都寫著「保密防諜，人人有責」。校園的廁所裡老有鬼的傳說，老師打人用藤條，父母都說打得好，教訓得是。玩具自己做，毽子、彈弓、紙娃娃……統統是廢物利用，不會讀書沒關係，會做各種玩具絕對受歡迎……家裡沒有垃圾桶，連廚餘都極有限，能用都用，不能用的也可以當燃料或堆肥，如牛糞或人的屎尿。
1968年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我是國中第二屆，不必考初中，因此，小學五、六年級不用補習，應該說到高中畢業之前我從未補習過。我們比國中第一屆玩得更瘋，他們「冤枉」補習了一年，還略帶初中生的氣質，感覺比我們穩重多了。
讀國一時，還有初三的學長，老覺得我們野，大概也有一點瞧不起我們沒受過補習的洗禮，不必考試就統統進來讀。我們也是這個學校第一屆男女合班的學生，讓初三、國二生非常眼紅。
這所國中匯集了五、六村的學生就讀，除了鄰近學校這一村，其他學生全都騎腳踏車，鐵皮蓋的車棚滿坑滿谷都是腳踏車，晚點到校還真是車位難求。花蓮在1960年代絕對是偏遠且窮縣，在花蓮市郊更是僻壤，我們大多數的人沒上過幼稚園，沒有補習，當然也沒讀過英文。讀國一時，黃俊雄布袋戲《雲州大儒俠》開播，左右鄰居大大小小都在哼唱〈苦海女神龍〉、〈冷霜子〉、〈風雨斷腸人〉……每有新的角色登場，新的歌也跟著流行，我們也漸漸忘了國小六年級時著迷蔡咪咪的〈媽媽送我一個吉他〉。因為上了英文課也終於知「媽媽媽媽啊！送我一個吉他，媽媽媽媽啊！送我一個吉他，我願永在媽媽身旁，唱歌跳舞玩耍，我的好媽媽。媽媽媽媽啊！我不願意長大，媽媽媽媽啊！我不願意長大，不要強尼，不要尤瑪，只要我的媽媽，我的好媽媽。」原來，「強尼」和「尤瑪」是英文名字，我們也紛紛為自己取了英文名字。到了國二，很多人自以為英文很好，或者騙父母要學英文，聽歌是最好的方式，於是有人買了英文唱片，日日在學校哼著〈Are You Lonesome Tonight〉，他說這是貓王的歌，透過同學我們知道愈來愈多的外國歌手和歌曲，彷彿打開世界之窗，和布袋戲歌曲漸行漸遠。
讀國中前，我的課外讀物都是在學校看的，以台灣書店的為主。母親年輕時喜歡讀通俗小說，大都是古典的，留下來的我記得只有《孟麗君》，國小時我看得似懂非懂，但一直放在我的小書架上。國中二年級，我在花蓮市的書店買了《徐志摩詩集》，擺進六十公分長的書架上，和教科書、參考書、字典擠在一塊。
讀現代文學，聽哼西洋歌曲，當然也要看洋片。1960年代還有日本電影，但都是父親跟母親去看，我只記得一部是《愛你入骨》，主題曲風靡了整個村子，大大小小都會唱，即使完全不懂日語；1967年文夏的《流浪劍王子》電影在隔壁村慶豐村（五、六個村只有這個戲院）演出，竟然文夏還領「文夏四姊妹」隨片登台，電影演什麼完全忘記，卻牢牢記住台灣第一個少女流行樂團文香、文鶯等四個人穿著短白裙彈吉他的模樣。因為《梁山伯與祝英台》沒有在慶豐村演出，我至今沒有完整看過（都是電視台重播斷斷續續的看），每次四、五年級熱切談這部電影及當時盛況，我都沒有參與感；就像1969年非常轟動的電視劇《晶晶》，因為中視在1974年花蓮才有轉播站，花蓮人是沒有躬逢其盛，連主題曲都哼不出來。但是，我們都從電視上目睹了太空人登陸月球，沒有看到嫦娥和兔子。
第一次看西洋電影是國中二年級，薛尼鮑迪演的《吾愛吾師》，主題曲到現在都還會哼。整個國中一半的同學都努力的從本土進入西洋，也奮力的要脫去幼稚，進入青澀人生。
高一時，仍有從初中升上來的高三學姊，花蓮女中的制服的白衣黑長裙，我們極力想把過膝的長裙，在裙頭捲上兩捲，讓裙襬剛好在膝蓋，有些同學更是再捲上一捲，露出膝蓋，不過老遠看到教官，就又一捲一捲的放下。我們仍是嘻嘻哈哈，吵鬧的一群，經常被學姊瞪白眼。
高一時，電視上有一個戴著大寬邊帽的金曲小姐手彈吉他唱歌，和當時極流行的群星會裡的歌曲、歌星很大的不同。於是校園內一下課經常在樹叢花間聽到有人哼著：「風吹著我像流雲一般，孤單的我也只好去流浪，帶著我心愛的吉他和一朵黃色的野菊花，我要到那很遠的地方……」那時，從沒想過在二十年後會跟金曲小姐洪小喬熟識並合作。
這時民歌準備登場，我們懵懵懂懂進入現代主義文學與存在主義。
與我們高一一起進來的甫自大學畢業的國文老師，包括作家顏崑陽，成立讀書會。高二我們的國文老師張玉花在課堂上讀黃春明的〈魚〉，對白就用台語，聽得我們目瞪口呆，原來小說也可以像布袋戲或歌仔戲一樣使用台語。那時我們也剪貼〈夏濟安日記〉、〈第五季〉等在副刊刊載的文章。我們還聽到存在主義，同學不知從哪裡弄來卡夫卡的《蛻變》，傳來傳去，大家都看不懂為什麼變成一隻大蟲是存在主義？即使囫圇吞棗，我還是剪了厚厚一大本的詩、散文、小說作品。
花蓮靠太平洋，花蓮女中和花中都傍著海。其實，除了南投縣外，台灣所有的縣市靠海，西部是台灣海峽，東部是太平洋。然而，1970年代，整個台灣都怕海，與海洋一點也不親。東部這兩所離海最近的中學，我們一樣「離海很遠」，是一群畏懼水的旱鴨子，學校的游泳課都是聊備一格。我記得曾和同學到海邊，走沒多久，就被阿兵哥趕走，說是海防禁地，提防我們是「匪諜」。如果是一個女孩走在海邊，會立即被海防人員或阿兵哥趕走，因為怕你自殺。
愛玩又不夠用功，大學聯考必然落榜。不過，我們多半會全推給「只有百分之十八至二十的錄取率」，窄門真的很難擠；從高一到高三，老師激勵同學用功讀書，都會說：「女中女中，考不上大學當女工。」我們不像職校有一技之長，落榜真的只能當女工。當然，也有比較漂亮的可以當金馬小姐，有幾個學姊就是金馬號（當時跑長途的國營客車車掌）小姐。
不想當女工，又做不了金馬號小姐，只好來台北當高四生。彼時，館前路是補習生的最大本營，白天在十層樓高的教室裡奮戰，晚上在沒有窗戶，像鳥籠一間間的宿舍熬夜苦讀，這些宿舍多半在懷寧街、開封街等，昏昏暗暗過了一年。
民歌從星火到燎原，自彈自唱成了許多大學生的夢想。我也因為筆友（預約詩集，不是從交友欄認識）詢問會不會彈吉他，為了往後見面著想，我硬著頭皮假裝自己是個長髮飄逸會自彈自唱的女孩。於是，央著剛上大學很會彈唱的大弟教我吉他，一個寒假下來，我的手指起水泡、長繭，只學會一小段〈禁忌的遊戲〉，我想萬一與筆友見面時勉強可以應付。果真，應付過去了，接著就不需要彈吉他了。
當然，也有人關心黨外運動、中美斷交、高雄橋頭事件、美麗島事件等國家、社會大事。
四年級的女生或男生，很多人的青春是結束在1980年代，同時走進了另一個人生。我也不例外。
四年級生的我們，成長過程，很貧乏，也很豐富，學會很多，也有很多學不會，一直在傳統與現代的夾縫中，掙扎。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