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梓評
考完高中聯考那天失眠了，躺在地板聽了一整晚的假貓王。也許有月光，也許沒有，總之心裡知道「一個更明亮的夏天」是沒可能了。放榜，差十二分上第一志願，於是又回到同一個中學校園，從三樓國中部宿舍搬到一樓高中部宿舍，早晚自習動線還是同一條，沿途木麻黃摩擦彼此、模仿濤聲，不同的是，數學課互傳紙條的女孩被分到隔壁班去了。
南台灣像夏天的秋天，跟張震一樣，比十五歲還少一點點的我，下課後的木桌椅教室，逆光，突然看見齊耳短髮的她轉頭──哦，真的很像大螢幕上，那個說著「我就跟這個世界一樣，這個世界是不會變的」的小明。我對名字裡有雲的女孩轉述我的感覺，她像小明一樣地笑了。
想想，最初與《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關聯就這兩樣：一個與我同齡的男孩子在電影裡經歷了和我截然不同的人生，屬於十五歲的無可奈何與傻氣卻仍準確遞交到我心裡的洞；一個與電影中模樣相仿的女孩，出現在現實生活，令我有時分不清真實和虛構。
慢慢，屬於電影的其他部分才被拼湊起來：眷村。幫派。戒嚴。白色恐怖。美國。六十年代。金馬獎頒獎典禮上的閻鴻亞。台灣新電影。我像是，也撿到一把手電筒，從黑暗中一次次照亮一點什麼。
局限的視野是幸運的，也是危險的。有時會偏執地相信手電筒亮光所照之處，就是焦點與全部。只是，住在黑暗中的人，或許並非沒有見過光亮，卻明白自己更需要黑暗，像需要一件制服。
那麼，拿著手電筒的我，不免就會納悶：世界到底有幾個啊？光的盡頭是一個，光的此岸又是一個。有時我穿過一個又一個，世界是灰疊著灰，花裡有花。世界是包裝紙的外面或裡面。世界是一首歌忽然沉默的間奏。世界是將堆好的積木打散、從頭來過。不管哪一個世界，都真的是不會變的嗎？
有時以為做為世界的自己，像俄羅斯娃娃被一再拆解，但身體的最裡面住著一個少年犯。已經第三天了，我徘徊電影院前，望見海報上的小四低垂著頭，汗涔涔的額與髮，被昏黃燈光照射的神情，與其說是倉皇，毋寧更是倔強。夜更深，我還在街上，等路人散盡。我手中沒有刀，但算準了時間，那一秒，我將狠狠撕下海報，邊跑邊將海報溫柔地捲起，握在手中，然後用盡所有力氣，奔向黑暗。
孫梓評
一九七六年生。東華大學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畢業。著有散文集《知影》、詩集《善遞饅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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