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尹先生，如果有《台灣年度歷史詞典》，它應會記載：「亡國感」，2019年關鍵詞，又稱「芒果乾」，選戰特產，有藍綠兩款，可供嚼舌。
「亡國感」其實並不新鮮。如果有《台灣年度歷史詞典》可以覆按，七十年前，1949年，關鍵詞就是「亡國感」，並蟬聯二十年。
當年苦戰八年、慘勝日本、保全了國家主權的中華民國大軍，兵疲馬困，在緊接而來的國共內戰中，一敗塗地。這樣一個被鬥得破破爛爛、連總統（李宗仁）都出走美國的政府，帶著全身破破爛爛的百萬軍民，來到一個在二戰中被炸得破破爛爛的小島。那時，台灣稍不小心，必將淪入共黨之手，中華民國就徹底亡了，我們每個人的命運、家庭史都要改寫。
「毋忘在莒」、「毋恃敵之不來，正恃吾有以待之」，現在看來好笑，當時確實全民警戒，知道自己的國家自己救，中共一定會打來，而中華民國軍人隨時準備犧牲。碧潭空軍公墓遍地墓碑，每一塊碑都是一個年輕人，很多人才二十歲出頭。隨時準備為國犧牲，這是真真正正的亡國感。
1949年，亡國感最深的一年。中華民國治權只剩千分之四，當時的台灣經濟，李國鼎以四個字形容，「一島孤懸」，「所有重要工廠、礦場、道路、電力，都因炸毀或無法保養而陷於停頓」，農業也因肥料缺乏而不能充分生產。大家吃的是霉爛的番薯籤。
那不是奇蹟，那是人完成的
台灣從這樣的戰後廢墟到經濟起飛，聯合報記者林笑峰說，那不是「奇蹟」，那是「人」一點一點完成的，是尹仲容帶著一群菁英、全民苦幹創造的。甚至連「經濟起飛」這個詞，也是你說出來的，你一說再說，所做的一切都是把這個當目標，被多少人譏之為笑話、大話。
你不斷強調，台灣資源不豐，一草一木都須用到最有效的地方，「不浪費，不遲誤」，「每一分錢的支出，都要能增加（經濟）起飛的力量」。1950年時，台灣連1000萬元信用狀都沒法兌換；1963年（你過世的那一年）台灣外匯存底已達7000萬美元，並從這一年開始連續十一年，每年經濟成長兩位數，世界開始討論「台灣經濟奇蹟」。1974年起，蔣經國推動十大建設、十年經建計畫、十四項建設，台灣在八○年代成為活跳跳的亞洲四小龍。
你一定不知道，李登輝接下蔣經國棒子的前一年，台灣經濟成長率還有兩位數，可惜在他1996年推出「戒急用忍」政策後即下滑，在陳水扁當選總統第二年出現第一次負成長，我們人均國民所得自2005年開始被原本落後甚遠的南韓超越。《經濟學人》「2020世界情勢年報」，台灣人均所得25800美元，南韓32370美元，香港51920美元，新加坡68350美元，我們是四小龍之末，是第一名的三分之一。
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
你太不像政府官員。你從事公職的座右銘是「絕不可存『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之心理；應抱有『多做事，不怕錯』之勇氣。只要不是存心做錯」。你的辦公室掛著一幅對聯，「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這些格言，你一生信守，請好友譚伯羽寫成字，高懸牆上，有時，你也寫給別人。但是，忍字心上一把刀，日日都是磨折。
你常感嘆，「人多口雜，做事者少，批評者多」，當時國民黨充滿失敗主義，你做的每件事都有人罵。
譬如，台灣當時進口最多的是肥料及棉布，多是由日本傾銷來台，你希望把外匯省下，便要「足食（肥料）足衣（棉布）」，你決定擴建台肥和發展紡織業。但是，台肥進口最新機器後，試□極不順利，變成輿論笑柄，你咬牙堅持，後來台肥六廠成為最有效率的肥料廠之一。你為了扶植紡織業，限制紡織品進口，新廠商也禁入，進口業者罵你，想加入棉紗業的人罵你，而初期國產棉紗不如日貨，甚至比國際巿場貴一倍，棉布業者也罵你，消費者更是罵你。等紡織業站穩腳步了，你立刻取消保護，讓新廠商進入，既得利益的紡織業者也回頭罵你，你打落牙齒和血吞，終於汰弱留強。
你經常被指「圖利少數資本家」，這對一個有潔癖的人是多麼不堪忍受的潑糞。你在給沈怡信中感慨，「頗欲一切不問」，不無齒冷之感，但憂而愈憤，始終撐著，「由他去說好了」。這些應都間接傷害了你的身體。
舌敝脣焦，痔血流地上
很多人說你脾氣壞、好辯，那是因為你捍衛、說明政策，不遺餘力。你折衝各單位或和立委諸公辯論時經常「面紅耳赤」，激憤拍桌，聲淚俱下，憂急至此。當年人民連「經濟」兩字都不知道何意，媒體扮演很重要的教育功能，你勤於和記者溝通，林笑峰統計你從復出到過世那五年，和記者的定期會談有190次，談話紀錄超過百萬字，不厭其煩，有人以「舌敝脣焦」形容。你在住院前四天仍和記者例會，結束時還說下次再談。
「尹先生是累死的」，葉萬安每次提到你都不勝唏噓。他1953年進入經安會的工業委員會，你是他第一個長官，他跟你工作十年，直到你過世。在你去世前半年，有一次，你去國防研究院報告，慷慨激昂，葉萬安替你換簡報板上的大字報時，看到地上一攤水，細看居然是血，嚇一大跳，他低聲提醒你，你竟只往地上看一眼，繼續滔滔不絕。葉萬安後來才知道那是你痔瘡的血，自褲管流到地上。葉萬安今年九十三歲了，回想此事，仍很動容，「好震撼，我到現在都忘不了」。
張九如在追念你的悼文中，也提到你在開經貿會議時，痔血滴到辦公桌下，渾然不覺。
最後奪走你性命的是肝病。你長年身兼三職，一人當三人，一天當三天，直到倒下。你把三十年的工作，十年做完。
人才和國命有關
你是國民黨主政時的官員，但是，你不是國民黨員。國民黨現在被人貼的標籤只剩二二八、白色恐怖，但是，當年那個威權統治的政權，尚且知道「用人唯才」。
「人才和國命有關」，你常這麼說。這不是「宿命論」：國命不好，沒有人才。而是「因果論」：不識人才，不用人才，所以國命不好。這幾年，很多人充滿「亡國感」，常常私下嘆息，「國之將亡，必有妖孽」，就是一種「人才和國命」的「因果論」。國家用的不是「人才」而是「妖孽」，焉能不亡？
陳誠在1950年日記有一段反省錄，今天看來，特別讓人有感：
凡政府在決定政策前，能採納各方不同意見，為大多數民眾謀福利，這就是民主。
凡政府決定了政策，在執行時能貫徹意志，不問權貴與親朋，均「沒有例外」，這就是法治。
民主之精神在能擇善，法治之精神在能固執，古人所謂「擇善而固執之」，則庶幾近矣。
你就是那樣一個擇善固執的人。中研院研究員瞿宛文以「最後一代儒官」形容你，你受過傳統中華文化教育，充滿經世致用的胸懷，學的是電機，做的是經濟，擁有當年國家現代化時最需要的學問，卻仍像傳統知識分子用毛筆寫信、批公文、作絕句或律詩，並花十二年時間校釋《呂氏春秋》，辭職時潛心研究郭嵩燾（一個在清末即有現代知識的外交官，但為朝廷及時人所疑，抑鬱以終），撰寫他的年譜。傳統中華文化形塑了你的人格、器識，現代科學知識給了你促使國家富強的專業。「經世致用」於你，是生命的學問，一生的工作，半點不妥協。
當時國民黨政府灰頭土臉退守台灣，許多人既疑且懼，對你的創新進取，頗為側目，頻頻掣肘，而你愈挫愈奮，念茲在茲的是「突破經濟發展上的技術瓶頸、工業組織管理瓶頸，開通眾人腦筋上的瓶頸、開發能自己發明創新的腦筋」。而你也是一個知過必改的人，有錯認錯，曾為了一個中藥政策讀了《本草綱目》，發現自己的確有錯，立即修正，曾有記者譏你「朝令夕改」，你說，「知道錯了不改，那還得了」，有人質疑如此「豈非有損政府威信」，你說，「知過不改，才真的有損威信」。
中山堂同哭
你和陳誠相遇相知，對台灣產生革命性的巨變，我在半世紀後研讀你們的事，忍不住一再感念天佑台灣。
歷史令人戒慎恐懼的是，任何一個小小的環節都可能大大改變國家命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研究員郭岱君，曾在《台灣經濟轉型的故事》追溯一段「中山堂同哭」的歷史場景：1950年，蔣介石希望陳誠擔任行政院長，遭到立院和黨部極大阻力，蔣介石為了說服同志，在中山堂的國民黨總理紀念月會痛陳「中華民國要亡了」，並說自己是「亡國之奴」，要跟「亡國之主」說幾句話，希望大家同心協力，「死裡求生」，蔣介石眼淚奪眶，多人泣下，終於讓陳誠組閣。
這真是「亡國感」的五內俱焚，憂憤交加。當年，若不是蔣介石堅持陳誠的人事案，並充分授權，若不是陳誠充分信任你，讓你先後或同時主掌生管會、工業委員會、中信局、經濟部、美援會、外貿會、台銀，台灣可能在十幾年內翻好幾番，飛快進入開發中國家之列？這麼多大權集中一人，這是多大的信任，多高的風險，但是，得其人時，這又是多有效率的授權。你沒有辜負這樣的相知，從代紡代織、進口替代到外匯改革，最後推出「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獎勵投資條例」，往自由經濟逐步邁進，民有民治民享，全民共富，讓台灣亮麗的出現在國際舞台。這是真正的讓台灣走出去。
1972年，你去世不到十年，《紐約時報》報導，台灣人均國民所得已為「亞洲最高國家之一」，「台灣貿易量將首次超過中國大陸的貿易總額達52億美元以上」，「維護了國家聲望，阻遏了共黨勢力的入侵」，這是國家主權、國家尊嚴、國家安全的真正維護。
尹先生，我在讀你的資料時，才知道當年的威權政治不是一言堂，只是達成共識後，反對者不會永無休止的扯後腿。台灣經濟改革，經過三次大辯論，國之重臣吵得臉紅脖粗，但拍板後，大家只有一條心。以外匯貿易改革為例，九人小組歷經數月爭論，只有你和陳誠有強烈改革企圖，其他財經金首長幾乎都一面倒的反對，最後陳誠把你的改革案呈報蔣介石，蔣明確指示，「外匯貿易政策必須改變，本案極客觀，不會錯」，堅持保守立場的外貿會主委兼財政部長徐柏園辭職，但跟屬下宣示：「政府既已決定執行全面性改革政策，我個人雖有異議，但我們應捐棄成見，全力配合」。事前力陳己見，事後絕不杯葛，這是何等廓然大公。
你和徐柏園對財經改革意見經常相左，陳誠除了讓你接任外貿會主委貫徹改革大計，還請了嚴家淦二次回鍋擔任財長，讓你好做事，台灣經濟才能飛速改革。但是，當你和糧食局長李連春對糧食出口政策衝突時，心直口快的你應是對李連春口出不遜，讓陳誠忍不住在日記裡兩度直言批評，「尹固有其長處，但對人對事有成見、偏見，實為最大缺點」，「尹仲容雖極能幹，但說話太多，尤其尹對李連春，不宜以責罵對之。」
大家都是為了國家，雖對政策有激烈衝突，但不記恨。你的么兒尹宙建中畢業即赴美讀書，對你的工作及交往並不熟悉，但他記得李連春，因為李連春常到尹府商談公事，「我媽媽1987年過世時，李連春送了好大的輓聯來」，讓他印象深刻。張九如說，「尹雖常面折同寅之非，但因其心地坦厚，終能使人人欣賞其剛直忠誠，慍而不怨」。記者張齡松在你逝世多年後，在一篇評論中寫道「當時恨他的人，如今都在懷念他」。
尹先生，「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原來應這樣解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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