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上才是難關的開始
一九九八年，我十六歲，帶著二百美元隻身來到台灣。
一下飛機我就告訴自己，來台灣，念書不是重點，掙錢才是目的。對緬甸人來說，到海外打工純粹是為了賺更多錢以脫貧，但諷刺的是，你沒有錢，也沒有辦法到海外去。
比方說，我的成績很好，全校第一，自然希望以讀書的名義到台灣，但從六千人的報考中，成功躋身前五十個錄取名額，其實是最容易的，考上後，才是重重難關的開始。
首先，早期有少部分華僑領袖（僑領）會販售來台入學考試報名表，一份就高達一千緬元（以十六年前幣值計算，約等於一百三到一百六十元台幣），這筆金額可供我們一家七口，吃上一個月的白米飯。
此外，僑領要求入台申請書，要用很正的楷體填寫，不能寫錯字，否則就算考上學校也會被「刷掉」。為了怕我寫錯字，爸媽省吃儉用，一次買了三張申請書，好在後來我順利錄取。
不過，和我同時應試的朋友就沒這麼幸運了，他雖然也被錄取，但分發書卻被總辦事處的僑領扣住，最後還得送酒打點才拿得到。
原本我以為，「索賄」這種事，是緬甸軍政府勒索華人、打壓華人的行為，但那一刻我才知道，原來華人也會勒索華人。或者說，我們這種小民，在這樣的制度下，永遠敵不過錢和權。錢滾權、權生錢的現象，在專制的緬甸社會裡無所不在。
來台前，爸媽想盡辦法四處借錢，再加上大姊、二姊、二哥赴泰國打工的工資，籌了半年，才存到「送」給官員的五十七萬緬元（當時約合新台幣七萬到九萬元），我得以順利拿到合法護照。但，因台緬無邦交，每兩年還得到香港辦延長護照。
所以，到達台灣的第二天，我就開始打工賺錢。
身在M型左邊的貧困童年
緬甸人民普遍貧窮，比起來，緬甸華人的情況則是朝M型發展。
M型右邊的有錢華人，可能原本就從中國帶了祖產，或是靠著邊境走私生意致富；M型左邊的貧窮華人，像我們家，很多都是異域孤軍的後裔，來時身無長物，一切得靠自己打拚。
爺爺逃到緬甸後，曾開過鴉片館，生活還算可以。到了父親這一代，他靠著自修的中西醫術為人治病，但無法獨撐家計。母親雖然不識字，可是相當勤奮，為人幫傭煮飯，還兼作小吃等各種蠅頭生意，兩個人很辛苦的賺錢養家。
家中五個孩子，上有兩個哥哥、兩個姊姊，我排行老么，我的英文名字Midi，就是雲南話裡的「小兒子」。因為食指浩繁，家裡又窮，印象中一家七口擠在用竹子和茅草搭建的破房子裡，只要來陣颱風，就會被吹得半倒。
為了改善家計，大哥冒險到玉礦場工作，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回來。
兒時的我曾有個期盼，等待著有一天大哥挖到玉了，我們家就可以翻身。但是，這個渴盼未曾實現，最後大哥和許多挖礦的人一樣，染上了毒癮回鄉。
身為么兒，我能做的不多，除上學和課餘時間與同伴們瞎攪和，多數時候沒什麼事情可做，看到家裡常借錢度日，我就一直想要打工賺錢，只是苦無機會。
大概是九歲、十歲吧，家附近的山被人用炸藥炸開，闢了間砂石場，一塊塊的大石頭得以人力搬運。我聽班上同學說，搬一塊石頭可以賺五角錢（大約可以買半根油條），幾個年紀較長的同學到砂石場打工，我也很想跟著去。
某一天吃早飯，我趁家人還沒上桌，自己匆匆忙忙扒了幾口飯，就準備跟著同學到砂石場。不料，父親看我神色有異，認為我和同學肯定要去鬼混，開始盤問我們要去哪裡。同學不小心說溜了嘴，說出我們要到砂石場打工，父親立刻厲聲制止，還把我趕進房裡去。
看著同伴們都賺錢去了，獨獨我被禁足，我一時氣不過和父母親大吵起來，像個野獸般發狂，很想找東西亂砸。可是，家裡的碗盤都是摔不破的鐵盤、鐵碗，其他也沒什麼東西可讓我砸，再加上房子小，根本沒地方讓我發洩。我只好衝進房裡、鑽入床下，一個勁的大哭大叫。
床底下，其實就是沒有鋪上水泥、地板的黃土。
躲在床下哭鬧時，我盯著地上的黃土，布滿了形狀有點像是爆米花般隆起的小洞，那是老鼠打洞的痕跡。看著如此簡陋的居家環境，我卻要放棄打工賺錢的好機會，真的好不甘心啊！
在我噙著眼淚、哭到睡著之前，姊姊和哥哥正在房裡各自看著瓊瑤和金庸小說，好好的閒情逸致被打擾了，少不得罵我幾句，但沒人願意放下手邊的書來安撫我。他們趕著看小說是有原因的，因為書是租來的，如果在五、六個小時內看完還回去，租金只要半價。
看小說，是我們能夠享受的少數娛樂活動，也是緬甸華人可以接觸中文的重要媒介。
環境貧困也就罷了，還時不時有人禍。因為家家戶戶天天燒柴煮飯，冬天燒火取暖，村子裡常常發生火災；我小時候，曾遇過一回嚴重的火災，大火燒死了二、三千人，有二、三萬戶房子全被燒毀。
幸運的是，大火只燒到我家對岸，我們一家人不用像其他人一樣，必須移居到山上一處災民安置所，但當時親眼目睹上千具被燒死的焦黑屍體，橫躺路邊的慘況，彷彿置身人間煉獄。
這是一個一般人難以想像的世界，但百年來，緬甸華人就是在這樣的社會中求生存。
●摘自天下雜誌出版《聚。離。冰毒：趙德胤的電影人生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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