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一屆金馬獎揭曉,最佳電影由大陸導演婁燁「推拿」奪下,最佳導演是香港老將許鞍華,大陸演員陳建斌更創下紀錄,憑分屬兩岸的「一個勺子」與「軍中樂園」拿下男主角、男配角與新導演三獎。除了陳湘琪的影后,台灣在主要獎項皆鎩羽而歸。在頒獎典禮尚未結束前,網路上就開始流傳這類言論:為何台灣的金馬獎要允許陸港電影參加,以致「政府花錢補助金馬,最後頒獎給別人」?這種心態,也許正可反映近年台灣整體國力江河日下的原因。
當初金馬獎納入「非台灣電影」,是歷史偶然。大陸政權易手後,香港影壇分裂成「自由影業」與「左派影業」;在標榜「正統」的年代,國府當然不會放棄這塊文化戰場,因此將香港自由陣營作品視同「國片」。兩地影壇人員、資金、技術交流頻繁,更是彼此最重要海外市場。在出國觀光還相當稀奇的時代,人們透過電懋、邵氏、嘉禾、新藝城的出品,即使未親履香江,卻對東方之珠倍感熟悉。
一九九○年代解除西片輸入限制,台灣電影陷入低迷,蕭條狀況也反映在金馬獎成績單上。二○○一年的金馬獎,本地影壇只拿到一個技術項目,接下來的兩年,也各只有三個獎留在台灣。而今天的台灣電影工業,若與十多年前的窘況相比,仍可看到相當程度的復興。年度賣座排行榜上雖仍以好萊塢大片居多,但總有幾部叫好或叫座的台灣作品。就此而言,從扁政府到馬政府,從新聞局到文化部,其表現或仍不乏可議之處,但絕不能說在「振興國片」上未曾努力或全無成績。
更值得感佩的是,在台灣電影盪至谷底時,金馬獎主事者並未因「輸怕了」而閉關自守,反而將「國片」擴大至「華語電影」,讓整個大中華圈電影工業都有機會參加。因此,台灣電影或許不是華語圈最賣座,卻擁有大中華地區最悠久的影獎,而且最客觀、最不受政治與意識形態操弄限制。說金馬獎是華人電影圈的最高榮譽,殆不為過。台灣近年政經實力略顯下滑,卻在「電影軟實力」上開出泱泱之花,金馬獎功不可沒。
曾在時代潮流下被當成「漢奸」的李香蘭、描述共軍陣營人性衝突的「集結號」、記敘新加坡社會現象的「爸媽不在家」、緬懷日本殖民時代棒球精神的「KANO」、大玩粵語粗口諧音的「低俗喜劇」、以魔幻手法諷刺中共箝制香港的「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作品屢遭北京封殺刁難的婁燁,都可以在金馬殿堂上憑著藝術成就獲得評審肯定。
如果當年金馬獎敝帚自珍,拒絕「非本地」電影參與競爭,這些年下來的本土電影產業絕不會比現在好。正因為有其他華語電影的珠玉同台,台灣影壇才能在刺激下力圖從谷底回升。如果當時選擇「關門自己玩」,今天的金馬獎也許能讓本土業者皆大歡喜,實際上恐將無足輕重。
值得注意的是,質疑金馬獎「寧予外人」,並非起於國片最慘澹的年代,而是在近兩年出現。當初台片被港片橫掃時,許多人不以為意,如今輸給大陸片,卻暴跳如雷。尤其「KANO」雖然入圍多項卻未能掄元,「本土」陣營一片敵愾之風,質疑評審的組成與政治信仰。
這種思維,說穿了,來自恐中、仇中情結。這不僅暴露出近年人們面對大陸崛起不知所措、只知詬罵逃避的鴕鳥心態,更可悲的是,有人認定文化就要合乎「台灣為中心」的主旋律,否則就要鳴鼓攻之。如此,與中共從毛澤東延安文藝談話以來的「藝術要為政治服務」路線相比,豈非五十步笑百步?
類似心態,與前副總統蕭萬長對台灣經濟的感慨恰成呼應:廿年前台灣穩居亞太前段班,如今卻淪落為中後段;再如美國副助理國務卿唐偉康所言,台灣已經「正式落後」南韓,亦是同樣的危機。世界變化速度愈來愈快,國際競爭日益激烈,台灣卻充斥不想變、拒絕向外看的心理,最後,卻連「自我感覺良好」的心情都恐怕保不住。
有容乃大,從金馬獎看台灣驕傲的失落,應有同樣警惕。「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春夏與秋冬」,是弱智與弱志者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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