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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寫作的關係，我對于〝說法〞的問題一向甚為關心。普遍而言，能夠將事情依次說明清楚，沒有混淆、矛盾的地方，算是起碼及格。然而文學上的要求當不止于此，通篇以生活用語，想寫出深刻動人的情味恐怕十分不易。 偶而翻閱本地小學的「國語」課本，暢通明白固然達到了，但自第一課起到最後一課，竟一體索然無趣。實在情形是課本編選者的顧慮，只怕違失「審查」規則，但求無過。至于國語文真正寄望育成的國民素質，卻徒有規則，實際完全落空。 我自己曾有一篇散文曾被〝選中〞，在教材編輯過程中，被出版社改得面目全非，無論我的題旨和釋例，一概不用，而代之以僵化說教。當我怒詢之下，其回覆的<答辯狀>可證明他們的編輯心態。 據說美國啟蒙階段的幼稚園裡，即有〈Show and tell〉的訓練，〝讓孩子就其喜歡的事物，在同伴、老師面前，作數分鐘的說明〞–這對用言語正確傳達事實，並含條理思考和敘述，以我看攸關有生之年，至為緊要。 此回暑假孫兒自日本來小住，發現一年半的異國居留,已對其語言表達產生影響。譬如語法：問四歲的那個，想不想去某地？答說：「要去，也是可以的。」婆婆問：愛不愛婆婆？他避重就輕的反問：「那您說呢？」 「日本人說話素不直截了當，拐彎抹角，繞著圈子說，希望聽的一方默察所說為何。」這是日本學習院大學教授木下氏的分析。他說，與歐美人交接一般直接了當的回答：累了；或餓得很。在日本人的情形，便會說：不，沒什麼；不，我晚飯都很晚才吃的。 木下氏說：日本人的語言習慣不是有理說理，或是以理服人，而是情緒的、含蓄的讓對方點頭，儘可能在多種多樣的日語表現中，無意中找模糊而又柔和的話來交談。日本人之間的應對，幾乎是像站在對方的立場一樣，以不損害雙方的氣氛，凡事說來與對方同調。 這種〝語味〞用在日本文學中，常蘊藉許多令人暇思的空間，一向為我所鍾喜。有時候讀到某些譯者,從自己的理解角度，直接了當的譯寫出來，讀來如中文白話似的明確，從文學欣賞角度看，完全失卻了日文的意味，反而令人感到索然無趣。 但就說明性質的語文(如產品的說明書、科學學術論文)這個〝不肯把事情明確說出來的國家〞麻煩就大了，比如輸出的產品硬軟體都有好評，偏偏在〝使用書〞的表現可笑。尤其以英語為共通語的論文發表，由于那個曖昧的習性，不正確的筆調就出來了–因為有日文底稿本的關係。 我讀木下氏那篇文章的中譯者，開宗明義的便說了以下的話：
「以日文為底本從事譯述，那是要命的事，因為稍一不慎，就會掉入原文的〝蛇足〞之中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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