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開始學著好好說話、認真讀書寫字的單純年紀，我在純樸偏鄉的國小裡，經歷了一段充滿歧視和敵意，我最不想回去的時光。記得國小三年級時，弟弟剛進小一，上學第一天他在下課後到班上來找我。那天他來的時候，剛好聽到幾位同學取笑我娘娘腔，他生氣的說：「你怎麼可以罵我哥哥！」個子小小的他立刻衝上去，揮舞小手打在我同學身上。一拳拳咚咚咚，震動所有人的神經。一回神，同學也不甘示弱的回咬了他。
放學後，牽著弟弟走在回家的路上，他不但沒有哭，還說著「哥哥，我會保護你」，我靜靜的流淚。
媽媽看見他蘋果般稚嫩臉上的咬痕，和新制服上砂石汙漬塗抹的戰鬥成果，問起怎麼回事。我淡淡的說：「喔，弟弟和同學打架（因為我的氣質）。」弟弟悻悻然的說：「哥的同學罵哥哥，所以我揍他（這句話宏亮的刻在我心上）。」媽心疼的幫他擦臉換衣服，我去寫功課。
直到現在，媽偶爾還會錄音帶重播般，清晰的笑著說起那天、那件髒衣服和弟弟臉上那個深深的咬痕。
我也不會忘記每次考完試、發回考卷後，自己課桌前會有十幾隻眼睛，如禿鷹般在一百分的考卷上緊盯著有沒有一抹可能的血漬、嗅到一絲腥味──筆畫歪了！字好像有錯！俯衝啃食，拿去給老師扣分。
我冷冷的看著那似乎比中樂透還驚喜的快樂，內心充滿疑惑。把這些事告訴當時的導師，只換來一句：「你能力比較好，不要跟同學計較。說該說的話，做該做的事就好。」小學五六年級，一受教育就柔弱的孩子，我也只能用各種比賽的獎狀當作護身符，默默期待著小學畢業進入國中，能有重新投胎般的開始。
後來，我成了一位手語翻譯員，在因緣際會下進到國小陪同聽障孩子一起上課，彷彿再重讀了一次小學：不同年級的導師給予不同面向的引導，從低年級的生活常規，建構到中年級的穩定成長，再到高年級意識到自我與團體和整個世界的關係。我陪伴著聽障的孩子，看見他們對友情、對成長的渴望，從主動到被動，從向外求到向內求，即使是再小的事，孩子都會涕淚泣訴或興奮分享。我盡可能在耐心細心的關注下，給他最多的支持，不幫他做絕對的判斷，因為那是他的大事、大新聞。
每每會在過程中回想起小學時期的自己，想我會怎麼跟他對話，想我會怎麼陪伴在他身邊，在這樣的過程裡，我同時也療癒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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