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級作家：民國40-49年（1951-1960）出生，台灣第一批戰後嬰兒潮、近代史上第一個沒有經歷戰爭的世代，走過戒嚴到解嚴，親歷文學、出版、媒體的黃金年代，他們如何回首與前瞻？海內外約20位作家接續書寫「我們這一代」，請勿錯過！（編者）
文／周芬伶
文學與藝術的傳承比國家與族群更為複雜，而且是盤根錯節，難以分割與定位，好比深海中的珊瑚礁群形成的迷走地圖。
我們慣用的幾年級，是以十年為一世代，這裡面存在著分割與分裂，文學史必然不是這樣分，而是以更開闊的幾十年或半世紀作為評價，因為就傳承的意義，一個人要完成他的文學並造成影響，也需幾十年或更久。
十年一斷代讓我們短視而急功近利，將良性競爭化為惡性競爭。
我是四年級，然而接受的文學傳承是一年級或更早，如果我能有一點點影響，必然也在七、八年級之後，所以我算幾年級呢？
以新感覺派作家劉吶鷗來說，因他英年早逝，作為台灣人的身世一直隱而不顯，而他是道道地地的台灣南部人，出生於台南柳營，卻精通英、日、法文，並能流利使用中文、廣東話與閩南語。他翻譯日文作品，以中文創作小說；他開書店，編雜誌、翻譯藝術、電影理論，同時寫影評、編劇、導演、拍電影，擔任南京政府機關報《國民新聞》社長，1940年被暗殺死亡，年才三十五。他的跨國族、跨文化、跨界創作可說明那世代的菁英分子的多重身分與樣貌，你說他是台灣人，不如說他是世界人。他的文學傳承有西洋、東洋、台灣……
我並未師承於他，而是認同他無國界的身分與跨界書寫。
我與他的時間差正好五十年，半個世紀，他生於1905，我1955，張愛玲是1920，龍瑛宗1911，也就是文學的傳承是以三十到五十年，或者更久，而非以十年十年分，用生年分比作品更準確些，劉吶鷗傳承的橫光利一，生於1989，時間差是16年；張愛玲傳承最近的是《海上花列傳》，作者韓幫慶生於1856年，與張的時間差是64年；我與劉、張、龍的時間差分別是50、35、44，文學是以這樣的方式承續著。
然而這些都是後知後覺，當時渾然不知。
四年級吸收的文學更為複雜，他們多數留洋，不留洋的也崇洋。閱讀的恰恰是劉吶鷗時代的作品兼及五四作家，他們的名字被藏在文學史與文學概論中，許多人只知其名而看不到作品，因為大多是禁書，越禁越想讀，我是在姊姊讀的政大東亞所圖書館讀到這些書，還有《人民日報》。這些讀物以換書皮或沒書皮的方式在文青中流傳：同時讀大量的西方翻譯經典與存在主義哲學；再加上日本文學，主要是芥川龍之介與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因為我們特別地「崇洋媚外」，在檯面上的當然是傳統中國經典，我讀的中文系是以經學為主，完全沒有現代文學，穿長袍的老夫子提到白話文都說是「洪水猛獸」。
非常壓抑的文學環境，讀的東西非常龐雜，想已超過劉吶鷗的時代，書讀太雜與讀太少同樣是無效，他們互相打架，彼此抵消，一個寫作者當時要對抗這些，只有讓自己變成洪水猛獸，回到文學的宇宙洪荒。
因無可認同，事實上也無法選擇，寫得雖然早，然大多是空洞無物，我深度認同過的作家是赫曼赫塞，他是德國人卻也是無國別的作家，當我開始寫作時，有個有靈視的詩人說我的文章筆觸像赫氏，這嚇我一跳，因時過十幾年，早已丟在一旁，我有他全套作品，並曾再三閱讀，但從沒想到這與寫作會有什麼關係。
文學與美學的傳承確實是超越時空以穿越之姿存在著。
在中文傳統上我也曾滿口古道西風，漢家陵闕，直到研究所時期才讀到日據時代的作品，那時想，這如何跟西方大家相比呢？後來到美國教書一年，回來正值解嚴後的政治與文學大爆發，走入田野也走入歷史，三十幾歲才惡補歷史課與政治課，同時作張愛玲與龍瑛宗研究與傳記書寫，前者是與劉吶鷗相似的世界人，後者是跨兩個時代的作家，跟他們的心靈交會，他們的血液重新在我筆下流動的感覺好神奇，他們的文學在我身上作了印記，冥冥中接下一種傳承任務。
文學的傳承越廣自由度更高，越開放注意力會越集中，無論再怎麼無國界的作家，他一生關注的主題或美學只有一個，信念也只有一個，你如果覺得有價值，可以接受也可拋開，一切是自由開放的。
人的生命有限，窮畢生之力能留下的作品也非常有限，或竟至沒有，如果每個人都能留下一顆放光的種子，交給下一代，那將化有限為無限，文學傳承的意義在此。如果我並非只有自己，那麼文學將不會死在自己手裡。
然而不懂或不願懂就要講繞過或踩扁，只會暴露自身的淺薄與空洞，你真覺得踩在別人頭上出發會比較高或比較快嗎？過去有多少像這樣養小鬼的惡毒者栽跟斗或像朝露一樣蒸發，這樣的人還會少嗎？
那些怨毒著書者，或怨毒對人者，寫了一些對他人無益對自己無益的書，他們的認同與傳承都是有嚴重障礙的，或者是內心貧瘠空洞，才會將自卑化為自大，這在我的蒼白年代早已領略並深受其苦。
與其怨毒不如早點交班，或者你也沒東西可交，只有怨毒是真的，因為你什麼也不接受，不接受也就無傳承。
以三十到五十的時間差，那麼四年級的傳承者是七、八年級，或更遠，過去我們是什麼已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現在與未來，你能留給未來什麼樣的傳承？
有人說四年級是原罪與贖罪的世代，如果三年級是準存在主義年代，他們虛無而叛逆，富於理想性，同時引領鄉土文學運動；那麼四年級是後存在主義與後鄉土，也是民歌與團康時代，他們熱中辦刊物，大量讀詩，享受過歲月靜好人世安穩，卻也是腦袋被洗白的年代，永遠有個老大哥陰影，自我檢查。他們的情慾是披荊斬棘，其實非常空虛飢餓，他們是特別戀家的一族，卻不自主地往國外留學移民，他們有歷史感，卻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最後是只剩家族與追憶。他們有時前衛去搞後設、顛覆；小劇場十年，四年級是主將，民歌也是，真的是愛好團康，有時後退到變回救國團青年，滿腦黨國春秋大義，就是一個矛盾的世代。
敢衝敢闖又有機運，通常真的搞出名堂來，半途退場或搞失蹤的很多，四年級是最愛躲起來的一代，躲錢債、情債、口業、貪嗔癡……修佛的特別多，罪孽深重啊！
能留在戰場上的不是特別強悍，就是特別淡漠，大風大浪沒見過，小風小浪倒不斷，走完全程的戒嚴體制，二二八、白色恐怖、黨外運動到解嚴、政黨轉移……這樣完整的豪邁熱血政治布景，真正參與的不多，一滴血也沒流的為多數。
像我這從台灣南部尾端跑到頂端闖天下的小鎮女子，套句詩人朋友的話「一看就是個悲劇哪」，他第一眼看到我剛出道的照片與筆名沈靜就出此讖言，果然悲劇，安置到哪都格格不入，在台北是外鄉人，在鄉土散文中也沒沾到邊，以前把我歸為學院閨閣派，後來走出家庭書寫跨性別又被稱為「惡女」，惡女還沒出頭的時候，七、八年級出來喊世代交替，四年級的原罪真是現世報，他們的孩子與學生都是七、八年級，一起聯手討債來著。
我應對方式是交好與警省，七年級較積極好鬥，他們已打下自己的天下，最麻煩的是八年級，表面上被動消極，骨子底卻好疑好知，傾向好疑的常耍廢，但好知卻讓他們習慣成為自己的老師，這些特質跟四年級非常相似，說白了就是物質缺乏的孩子，只能往精神層面追求，自己找老師，而他們將是我最後的學生，他們或者會欺師滅祖，我卻不能不格外疼惜。
他們成長於台灣經濟走下坡的窘境，家庭多少有些財務或婚姻問題，因此單親的不少，多數靠學貸，一個月生活費壓縮到五千，還得靠打工賺時薪；還不過十幾年前，大學生一個月零用錢上萬的不少，許多人還有信用卡，拿名牌包上學的不少，如今穿戴的都是網路拍來的便宜貨，但他們很會估狗與看片子，有自己的品味，但就是缺乏自信。
他們讓我想到我們那個年代，大家都不富，也就不敢要太多，一樣是怯生生，知識與書本是唯一的救贖，如今是網路了，不同的是，我們啟蒙早，大多小學就看文學書，中學開始寫，大學都算慢的；而他們的文學啟蒙晚，大都是以動漫與奇幻小說度過青少年時期，但只要想做的事一定做到令人驚喜；我們都愛詩，跟六七○的文學氛圍很像，只要讓他們做他們想做的，他們是值得期待的。
我很少以幸福或不幸，成功或不成功，悲劇或不悲劇來衡量事情，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道路，我只是在走自己的道路，而且越來越不悲劇，就文學的交棒而言，應是喜事。三十年前老師將棒子交給我，而我交給新世代，這是我此生的任務之一。
在寫作上奮鬥近二十年才受到一些注意，但也不是太多，我也沒要太多，而是恰恰好可過自己的日子，這裡面正好存在一些審美距離，可以安安靜靜地寫字。
逃離台北後，我才真正擁有自己的生活與認識，東海的環境是上天給我最大的福分，有些東海人則是我的逆增上緣，我在這裡跟那些躲起來或失蹤或修道的人差不多，差別只在還繼續寫，只因我對時間很吝嗇，不太給人；再來以書寫過著如苦行僧般的生活，每日寫個幾百到一千，對我有鎮魂作用，我從來沒想過要得到什麼，得到也不一定快樂，林中就是我的樂土。
到底還能追求什麼？或許是一種殘存的使命，上一輩人曾經給過我們許多，他們是懂得給予的一代，經過戰亂與流離，就算剩下最後一塊餅也要掰下一半給你，像我的師長們，以及私淑的幾個大師，他們曾無私的給予，我能學到的只是有私的給予，回想這輩子，只要為他人做的事大多成功，為自己做的事大多失敗，經驗告訴我，少想自己一點，多想別人一些，過得更如意。
交棒的時分應該笑，不應該流淚，因為酒店還未打烊，燈還亮著。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