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金山聚會中，我們沿路嬉鬧，有人才朗誦自己剛完成的詩句，一旁就有人竄改「滅詩」。突然一群人迎面走來，那走在中間的竟然是蔣經國總統。我們一擁而上，要求合照……
文／陳素芳
朋友說這資料來自舊書店老闆。某夜，那老闆去倒垃圾，看一老先生手拿一大袋文件，看看四周，再小心翼翼放到路燈下的垃圾堆，隨即快步走開。職業本能，他趨前打開一看，果然是好東西，編號列入私人收藏，只與同好共賞。
那是幾頁手寫筆記，標題是「清洲專案」，下有一行小字「69.8.15日」，滿紙「匪」影幢幢，「匪製訂書機」、「匪歌」、「言行似匪」、「匪書」，「為匪宣傳，對國家不利」……我的名字赫然在列。
看到三十餘年前的「報告」，就像農曆七月鬼魅重返人間，69年9月26日晚上9點過後，大批警總人員到神州詩社帶人、翻箱倒櫃的身影成了模糊的黑白畫面，憂懼與無助不再，只是不免遺憾，我的文學初旅就這樣到站，惶惶然狼狽敗走，來不及好好再看一眼青春的詩意與俠情。
70年代中期，大一「現代散文選及習作」課堂上，樂蘅軍老師從30年代文學講起，魯迅作品當時是禁書，我們看影印的〈孔乙己〉。鄉土文學論戰方興，聽尉天驄老師講「路不是一個人走出來的」，讀黃春明的《鑼》、楊青矗的〈在室男〉。張愛玲、白先勇的作品則列入分組討論的書單。
一扇文學天窗打開，還來不及探看，一波波與詩相關的活動卻把我推入浪濤中，差點沒頂。當時詩社像雨後新綠一叢叢竄起，各擁山頭，旗幟鮮明，論戰交鋒，好不熱鬧。楊弦在中山堂譜唱余光中的詩，新聞占據各報藝文版面，走在校園裡，偶爾還會聽到有人哼著：「琴聲疏疏，注不盈清冷的下午……」
還記得是初冬的周末下午，我在買了同學溫瑞安的詩集《將軍令》後，寫下生平第一首詩，來到了他與幾個他稱為兄弟同住的「試劍山莊」。老舊的四樓公寓，牆壁有壁癌，到處是書甚至侵占了走道，三個小房間門上用毛筆字寫著：振眉閣、黃河小軒、長江劍室，客廳叫聚義堂。溫瑞安住振眉閣，門外貼滿詩作，稱作振眉詩牆，第一排三首詩，冠上「天涯三絕手」之名。上了頂樓是天台，名喚七重天，是練武的地方。當天開門的是老二黃昏星，拿著一捆剛出版的天狼星詩刊，準備帶到武昌街周夢蝶的書攤寄賣。我不會寫詩，試劍山莊以詩代劍試天下，入此門，又豈能不帶詩？
1976年十月，我第一次瞞著家人參加詩社在福隆海邊的活動。三天兩夜的聚會完全翻轉我成長的經驗。徹夜辯論文學議題，「武術大會」之後，是新創作的詩歌朗誦，沙灘上奔跑後是一口濃烈的高粱。還記得第二天，海邊細雨飄，有人朗誦著楊牧的〈延陵季子掛劍〉：「……呵呵儒者，儒者斷腕於你漸深的／墓林，此後非俠非儒／這寶劍的青光或將輝煌你我於／寂寞的秋夜」一群人身著白色短打道袍，臉色凝重。以溫瑞安為首，包括黃昏星、周清嘯、廖雁平、方娥真幾位來自馬來西亞的僑生，正式宣告脫離總社，「天狼星」（他們中學時期在馬來西亞成立詩社﹚成了「上古史」。這一刻，神州詩社成立，我和一批分別來自台大、政大的本地學生都有了一個俠客俠女般的筆名，準備磨詩走天涯。
這樣的聚會稱之為「少年遊」，回來寫文章，加上聚會時的即席創作，厚厚一疊稿紙編成「長江」專號。有詩，有文，有照片。我曾編「長江」5號。費心找來小竹簾作封面，後來才知那是用來捲壽司。那「壽司」手寫書，應可列入我編輯生涯的第一號。
少年遊的地點不是在海邊就在山上。因為只有山高水遠才能與「少年遊」相配，才能壯懷激烈。而一年盛事則是每年中秋節，在明月見證下結拜盟誓。
一切都是那麼古典，台北的馬路小巷成了古詩詞裡的長安大街，我們是笑傲街頭的武陵少年。從羅斯福路到木柵，跨過福和大橋到永和。我們從試劍山莊出發，拜會文壇前輩。耶誕夜，在張曉風家，就著燭光靦腆的介紹自己。在亮軒家，抱拳稱兄，他家的榻榻米客廳成了我們武術的表演場，還教小朋友打拳。去朱炎老師家，唱歌，盡情說文學大夢，他聽得淚流滿面，哭得越大聲酒喝得更凶。事隔多年，每有文友餐敘，他總是指著我對大家說：「她十八歲時就來我家……」在廈門街余光中老師家，師母擀麵皮包餃子煮雞湯，我們圍坐在老師旁聽他說詩，只覺詩路悠悠，令人嚮往。十餘年前，有一次余老師要去馬來西亞演講，他問我：「你的家鄉在東馬還是西馬？」我笑說：「老師，我的家鄉在台澎金馬。」
1977年，《仙人掌雜誌》創刊，負責人林秉欽同意出版神州詩刊，鼓勵我們自己賣書，增加收入。就這樣，我們開始「打仗」，在校園也在街頭賣詩刊與《仙人掌雜誌》。逢人就趨前，宛如報童沿街叫賣報紙。「打仗」之外還有「出征」，到南北各大校園座談，因此吸收不少新會員，還有人自動成立分社。我藝低人膽大，人小聲音亮，被戲稱俠女，那時，我偷偷背誦毛澤東的詩，只覺那兩句：「結客四方知己遍，相逢先問有仇無」，真合我心。
記得在一次金山聚會中，我們沿路嬉鬧，有人才朗誦自己剛完成的詩句，一旁就有人竄改「滅詩」。突然一群人迎面走來，那走在中間的竟然是蔣經國總統。我們一擁而上，要求合照。總統微笑同意，還說：「我才去吳三連文藝獎頒獎，今天就在這裡碰到年輕的文藝朋友。」那一刻，我覺得總統好慈祥。那是第一屆吳三連文藝獎，得主是姜貴與陳若曦。日後我在出版社工作，編到姜貴的舊作，總會想到那次的巧遇。然而，令我莞爾的卻是警總人員到詩社搜索的那一夜，有人指著牆上我們和總統的合照說：「我們是蔣總統召見的。」一串陌生的笑聲過後，平板的語調清楚的說著：「是遇見，不是召見」。
詩社人越來越多，山莊夜夜燈火通明。人多，膽子大，集會，結社，過去的禁制，因為有人同行，踩紅線也不怕犯規，渾然不知外面的世界風聲鶴唳，美麗島事件即將爆發。山莊裡，我們聽《梁祝協奏曲》、〈黃河船夫曲〉，學唱充滿戰鬥力的〈游擊隊之歌〉、抗議財主剝削的〈三套車〉，看巴金的《春》《秋》，老舍的《駱駝祥子》，手抄卞之琳與何其芳的詩，那些都是「匪歌」「匪書」啊。我不再回學校宿舍，課越上越少，和幾個女生住在原來的「長江劍室」，改名「琴心館」，成了山莊的主人之一。中秋結拜，我的排行往上攀升。
然而，排行越高，我的功課越糟。年前找到一本高信疆編1977年的《生活筆記》，那是在一次拜訪時他送的。十六開活頁裝訂，雙頁是黑白照片，單頁是空白格，一周一頁。日記第一頁，我用黑粗筆寫著：直行終有路，何必計枯榮。隔了幾頁，出現這樣的句子：「W要我陪他去看電影，才肯借筆記。去？不去？」電影是《最後的大亨》，記得片名，是因為那是改編自費茲傑羅的小說，但W是誰，我毫無印象。還有一則只寫了一行：「親愛的許老師」，那是因錯過考試，我以電話告假，老師同意我到她家再考一次。我依約前往，門打開，我問：「請問許老師在家嗎?」她說：「我就是。」
青春的日記處處暗記，當年防人偷窺，而今成了記憶拼圖裡缺的那幾塊。我在詩社剛起飛時加入，補考，重修，僥倖大學畢業，還當上神州出版社發行人。由全盛期到親眼目睹詩社被抄，前後四年，神州詩社像流星般倏忽消失在八○年代的天際。而那也是台灣文學全盛時期的開始。
詩社一夕傾圮。四年一覺，我大哭一場後回家。文學依然是夢，就像那首我們常唱、泰戈爾詩譜的歌：「只有我和我的心知道」。我開始找與文學有關的工作，履歷上一點也不敢提過去，就這樣到了九歌出版社。從逐字校對文章開始，一步步邁進更寬廣的文學世界，由文學出版的黃金時代一路走來，今年已是我到九歌第三十四年，昔日未完成的夢成了今日安身立命之所在。
近年來不時有人傳來網路上的資料向我求證，找來當年的文集指定我簽下當年的筆名，還說這些刊物在網上拍賣，價格不菲。前不久收到一封讀者信，他說我隱姓埋名多年，側身出版重鎮卻未能主持正義，根本是「冒牌的俠女」。大笑之餘，我覺得自己更像是移動的出土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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