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花學運以後，馬政府的維安勤務陷入了一個新的困境：任何時候，只要動用警力阻擋或排除示威群眾，都會遭到「維安過當」的指控，尤以學生夾雜於群眾中時為甚；以致讓維安工作變得綁手綁腳。這次張志軍來訪，就在「維安」與「適當」的兩難中，上演了安全網破漏的「潑漆事件」。「潑漆事件」的癥結，究竟是因為地點選擇欠妥，或是維安工作的安排與演練不當，都是必須檢討的事。無論如何，不能因為事情發生在西子灣，就把責任全推給高雄；同時，也不能因為地點是陸委會選擇的，就覺得發生意外是「活該」。
既然外賓是應政府之邀而來，無論是不是張志軍，中央和地方都有責任保護來客安全；就算無法要求全民皆待之以禮，也要防止客人受到羞辱或傷害。維安工作的基本原則是：能夠避開的高風險區域，應儘量避開，以防人力或戒備不足而有疏漏；而一旦圈定了地點，就要盡全力做到滴水不漏，不容絲毫閃失。重要的，是分寸的拿捏與事前的規劃必須周密，否則，等到出事朝野才在那裡互推責任，是無意義的事。
比起八年前陳雲林來台綠營群眾在圓山投擲汽油彈，這次的「潑漆事件」換成學生丟出幾包白漆，表面上看，似乎已是一大「進步」。然而，八年來兩岸的融冰交流，陸客絡繹於途，台灣仍無法阻止這類惡意的人身攻擊，某種程度也是「退化」。尤其，街頭群眾由民進黨動員轉而由學運分子擔綱，藉著青年學生面具的掩護，抗議者輕易埋伏在群眾之中，警方也因而格外顧忌，維安更顯棘手。
事實上，警方的維安是否「過當」，有時是受到示威者的過激手段所牽動。三月間，學生「占領行政院」的行動遭到驅離，導致不少人掛彩，這也是警方遭指責「維安過當」最嚴重的一次。然而，有兩項因素使政府必須採取驅離行動：其一，「占領官署」是對公權力的嚴重侵犯，尤其學生和群眾在其中任意破壞公文書；其二，若不排除群眾，次日整個中央政府行政即可能陷於癱瘓。警方驅離「占領行政院」的群眾，卻未對「占領國會議場」的學生動手，顯示兩者的程度和急迫性有別。
這次張志軍訪台，學社運團體的抗議大抵稱不上「暴力」，而是以近身「突擊」為手段，「羞辱」為目的。但如此一來，也加深了維安工作的左右為難：由於外觀非暴力，似乎沒有嚴陣以待之必要；但若要確保來客免於「受辱」，陣仗勢必要拉得更大才足以防患未然。這次，警方的維安工作想必策劃多時，也順利化解了幾次突襲；遺憾的是，最後仍在高雄遇上潑漆事件，導致後續多項行程取消。
總結而言，目前政府的維安工作面臨了三個新的挑戰：一是學生示威者的強大滲透力，難以預防；二是抗爭技巧的多樣化，手法及後果變得更不可測；三是示威的學運化與組織的分散化，使責任的追究更顯不易。此外，更嚴重的是，警方在面對新挑戰時進退失據，在執行時無法拿捏分寸，軟硬失措；這種心理上的徬徨瞻顧，才是維安勤務的大敵。
日前學運領袖陳為廷在香港闖關未遂，經關員盤問之後，隨即遭到遣返。陳為廷在台灣抗爭場上一向咄咄逼人，嘻笑怒罵，絕不服從；然而，他在香港面對海關人員，卻是有問必答、聽從指示，表現得像個正常公民。這種兩面性，一方面雖反映了陳為廷的個人性格，另一方面，卻也與公務員的素質與教養有關。如果政府對於第一線維安的警察有足夠的訓練和信任，讓他們有一貫的作業指令可循，不會忽而要求他們退縮、忽而要求他們強力取締；那麼，何致發生中正一分局的包圍事件？或者警車護送張志軍到了西子灣，卻無故在狹路停車不前？
因太陽花而起的學運喧囂，短期內其亢奮仍不會消退，抗爭手法也將繼續翻新。面對這些挑戰，政府的維安體系只能讓自己變得更聰明、更果斷、更懂得應變，才能恰如其分地承擔安全工作。如果老是讓警察站在「維安過當」的陰影下，將走不出困境。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