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央有兩項政策遭到地方強力反彈。一是柯文哲為國教免試入學方案槓上教長吳思華，朱立倫並補上一槍，主張基北區情況特殊應有不同考量；二是經濟部宣布大規模休耕，引發農民和農會反彈，批評政府「重工輕農」罔顧農民生計。若不從「地方槓中央」的角度去解讀，單純談「因地制宜」，這兩起事件其實都不必鬧到如此沸沸揚揚。先談十二年國教問題。朱立倫和柯文哲此次站在同一陣線，顯示此事無關政治立場，爭的只是地方的教育治理權。基本上，朱、柯兩人無意杯葛十二年國教，而只是希望根據基北區的學校及學生特色，適用其覺得合宜的入學辦法，這並不致威脅教育部的決策權威。相對的，吳思華揚言不提供量尺分數、不會核准基北區的招生簡章等，形同利用技術性刁難耍其官威，反而顯得小器。
吳思華希望基北區能納入全國「一體適用」的規格，當然也是求好心切；但他忽略了，當全國高中均落入「一體適用」的框架時，其實也正是對教育多元精神的違逆和壓榨。基北區聚集了不少菁英高中，這是它的特色和爭議所在；反對菁英教育的人想要將它一舉粉碎，但憂心國民教育「平庸化」的人則擁護其存在，雙方相持不下。如果我們無法預知十二年國教是福是禍，在舉辦初期容許基北或其他地區擁有不同的招生模式，不也算是為台灣教育保留一點餘地嗎？
再說，廿年教改的失敗，已讓民眾學會了不再相信廟堂上那些夸夸其談。柯文哲嗆吳思華「你隨時可以下台，負什麼政治責任」，固然失禮，卻也相當真實。教育部長能負的責任，應該是在開拓教育的視野，而不是在約束每個縣市、每個學校、每名師生的行為，非要求他們照標尺不可。當吳思華在擔心「中後段」學生分發遇上困難時，更多基北區民眾擔心的是「中上」學生的權益被犧牲；請問，在「中後」與「中上」之間，誰的憂慮更真切、更有理？
也因此，當朱立倫日前嗆聲說，教育部不可能用「全國統一標準」來規範基北區的分發作業時，他主張的就是一個「因地制宜」的精神。這項「因地制宜」原則，若拿來評量政府處理休耕問題的草率與武斷，也是適用的。
今年由於旱象嚴重，經濟部宣布明年一期稻作休耕面積達四．一萬公頃；由於事出突然，且波及甚廣，不少農民怨聲載道。儘管水利署歸經濟部管轄，但涉及廣大農民生計的休耕計畫卻不是由農委會主導，而由經濟部主持；在這種情況下，毛內閣恐怕正坐實了「重工輕農」的批評。根據《水利法》，農業用水的順位排在第二，僅次於家用及公共給水；但農業用水每次都被「優先」停用，儼然是政府的一貫模式，從不考慮因此帶給農民及農業的衝擊。
在毛內閣的想法，似乎只要政府一劃定休耕區域，發出每公頃八．五萬元的高額休耕補助，農民都會快快樂樂地休養生息去了。然而實情卻非如此：一，許多靠租地耕種的農民，立刻失去了維生工具；二，政府雖說休耕補助是要發給實際耕種者，但實際上卻多被地主領走，這是嚴重的執行落差；三，農委會不久前才以「活化農地」為由降低休耕補助，現在又加倍補助要求休耕，政策反覆無常，對農地亦只是踐踏。
由此看，中央的休耕決策想用簡單的補助辦法一舉達陣，結果卻帶來農民被迫停耕、地主坐領補償、佃戶生計無著、農地崩壞等後遺症。試想，如果中央決策者不那麼急功近利企圖用簡單的強制手段達到目的的話，毛內閣其實只要訂出各縣市的休耕、節水目標，要求各地農會及水利機構協調願意耕種及願意休耕的農民各自認養交換；那麼，憑地方的智慧和農民的勤奮，可以用最少量的水灌溉出最大面積的農田也說不定。如此一來，又何致發生冠軍農民無田可耕、貪婪地主坐收補助的憾事？
本報廿五日社論《做餅吧，等分餅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主張各縣市應該各自創造營收、提升自主；相對的，中央政府也必須理解「權力下放」的奧妙，相信地方的智慧，尊重「因地制宜」的精神，不必時時刻刻把大權抓在手裡。歷經九合一選舉的慘敗，中央若還不懂得謙卑和分享，難道還要再自己製造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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