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此次余政達於台北市立美術館(簡稱北美館)個展 「Practicing LIVE」的展場入口時,觀眾可以見到牆上清楚裱貼了「in collaboration with Fraya Chou and friends」這幾個字樣。當我在撰寫這篇文章所進行的前置訪談裡特別提及這點時,藝術家多次向我強調,「Practicing LIVE」雖然是以其個人名義申請通過的一檔「申請展」,但該創作計畫所涉及的合作關係與生產方式都不是「個展」兩字就能簡單交代的。一方面,如同許多稍具規模台灣當代視覺創作,「Practicing LIVE」的背後也有著無數友誼交換式勞動的貢獻痕跡。另一方面,相較於過去多半能在個人能力範圍之內完成的錄像作品,此次創作計畫因為與舞台劇表演、電影前/後製、配樂等專業領域有著非常緊密的互動,其製作規模與複雜度確實不能妄稱是一人所為。 落幕之後的演職員表 例如,能夠在如此簡潔的短劇形式裡,一次觸及許多充滿現實感的當代藝術機制問題,得歸功於編劇周安曼與改編者廖崇捷的共同巧思。在製作經費極其拮据的情況下,能將不同領域的人力、資源統合在一起,讓「Practicing LIVE」順利以現在的面目示人,則是製片丁肇輝的能耐(且這種統籌能力通常是傳統美術學系或視覺藝術領域難以訓練出來的)。而讓擁有戲劇背景的執行製片彭珮瑄負責舞台工作,讓不熟悉舞台劇製作的余政達無須太過擔心演員走位、排練、燈光等演出實務的細節,能夠專注於「Practicing LIVE」對不同藝術語言內在邏輯(錄像藝術、電影、舞台劇)的連結和跨越。最後,也因為有攝影指導林眾甫等人提供專業影像設備的拍攝技術,以及剪接師黃靖閔提供編輯敘事與段落的專業意見,余政達才有辦法在後製階段專心塑造一種刻意跳躍在「真實演出」與「排練過程側拍/幕後花絮」(behind the scene)之間的混雜狀態。 全文未完,摘錄自《典藏•今藝術》九月號•26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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